這是一枚人生的硬幣,小偷想把全部的賭注下在正面或反面,不是光榮地活著,就是悲壯地死去,直到舞者讓他發現,在生與死之間還有美妙而多變的一齣戲,叫做「愛情」……大名鼎鼎的神偷為保護同黨一肩扛起犯行,但重獲自由的他卻發現當年應得的那一份早已被同黨私吞,而朝思暮想的妻兒更將他狠狠拒於門外……
天性浪漫的美少年,只因一時衝動淪為偷馬賊,卻在獄中飽受典獄長的難堪對待。出獄後的他,一心想找典獄長討回正義,更想擺脫貧窮的糾纏……美麗善感的少女舞者身世坎坷,把跳舞當成唯一的救贖。她期待心靈的自由能讓她忘卻生活的困頓,卻連習舞的學費都快要繳不出來……三個同樣一無所有的人,對未來也一樣充滿著夢想與期待,但想要展開新生,唯一的選擇,就是再偷一次……
繼經典電影「郵差」原著《聶魯達的信差》之後,當代文壇獲獎無數的名家斯卡米達再次用美麗詩意的文字創造出這部勢將傳世不朽的得獎名作。這是一個關於藝術、犯罪與復仇的愛情故事,不僅如實地描繪出社會底層人際關係的溫暖與狡詐,以及對夢想的追求,書中人物的鮮明生動,更足以成為文學史上代表類型的刻畫典範。斯卡米達絕對是當代拉丁美洲文學最動人的代言者,而本書則正是一首作家獻給家鄉的綿綿情詩!
這是一枚人生的硬幣,小偷想把全部的賭注下在正面或反面,不是光榮地活著,就是悲壯地死去,直到舞者讓他發現,在生與死之間還有美妙而多變的一齣戲,叫做「愛情」……大名鼎鼎的神偷為保護同黨一肩扛起犯行,但重獲自由的他卻發現當年應得的那一份早已被同黨私吞,而朝思暮想的妻兒更將他狠狠拒於門外……
天性浪漫的美少年,只因一時衝動淪為偷馬賊,卻在獄中飽受典獄長的難堪對待。出獄後的他,一心想找典獄長討回正義,更想擺脫貧窮的糾纏……美麗善感的少女舞者身世坎坷,把跳舞當成唯一的救贖。她期待心靈的自由能讓她忘卻生活的困頓,卻連習舞的學費都快要繳不出來……三個同樣一無所有的人,對未來也一樣充滿著夢想與期待,但想要展開新生,唯一的選擇,就是再偷一次……
繼經典電影「郵差」原著《聶魯達的信差》之後,當代文壇獲獎無數的名家斯卡米達再次用美麗詩意的文字創造出這部勢將傳世不朽的得獎名作。這是一個關於藝術、犯罪與復仇的愛情故事,不僅如實地描繪出社會底層人際關係的溫暖與狡詐,以及對夢想的追求,書中人物的鮮明生動,更足以成為文學史上代表類型的刻畫典範。斯卡米達絕對是當代拉丁美洲文學最動人的代言者,而本書則正是一首作家獻給家鄉的綿綿情詩! 安東尼歐.斯卡米達(Antonio Skarmeta)一九四○年十一月出生在智利的安多法加斯大。他在智利大學主修哲學與文學,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目前在智利大學教授當代拉丁美洲文學與哲學,並且在柏林的「德國影視學院」教授劇本寫作,曾經榮獲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提名為傑出羅曼語文學教授。自一九六九年獲得「美洲文化協會獎」之後,斯卡米達便被視為拉丁美洲嬰兒潮世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一九七三年智利發生右翼軍事政變時,斯卡米達從智利流亡到西德,在這段期間,他成為歐洲備受尊崇的作家、教授、演說家以及導演。他的作品充分反映出當時許多拉丁美洲知識分子對於民主的嚮往,大部分作品都已被翻譯成二十種以上的語言版本。一九八九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契垮台,斯卡米達回到祖國建立「政治上的自由空間」,開設與文學、藝術有關的電視節目,收看人數高達百萬人,遍及美國至拉丁美洲,一九九六年並贏得西班牙電視台所頒發的「最佳拉丁美洲文化節目」。除了文學上的成就,斯卡米達二○○○至二○○三年更擔任智利駐德國大使,協助兩國文化交流。斯卡米達獲獎無數,包括義大利政府頒發的「功績勳章軍官勳位」、法國政府所頒發的「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一九九六年又榮獲地位崇高的「喬凡尼.薄伽丘文學獎」,二○○一年贏得義大利「格林尚內?卡渥文學獎」,二○○一年則以《詩人的婚禮》奪下法國文壇四大文學獎之一的「麥迪西獎」最佳外國小說,二○○三年再以《寫作》獲選「聯合國最佳和平讀物獎」,同年《凱旋之舞》更贏得西語文學界獎金最高的「行星文學獎」(該獎成立於一九五二年,由西班牙著名的「行星出版集團」舉辦,獎金高達六十萬歐元,約合新台幣二千八百萬元),並即將改編拍成電影,由斯卡米達親自擔任編劇。斯卡米達另著有《聶魯達的信差》(經典電影「郵差」原著)、《Love-Fifteen》、《我夢見雪在燃燒》、《叛亂》、《智利人》等書。 2009.02.16 中時開卷書評:幸福的意義所在──果子離(文字工作者)
一般人對智利的印象,可能多來自電影與文學,透過電影《郵差》,許多人認識聶魯達及其作品的魅力,也或多或少知道智利的政治打壓、左派分子迫害流亡等情事。1973年智利發生「911」事件,9月11日這天,在美國支持下,陸軍首長皮諾契特發動兵變,推翻阿葉德領導的左派政府,幾天後聶魯達逝世,此後新政府展開整肅,白色恐怖籠罩。電影《那年陽光燦爛》即透過孩童稚嫩的眼光來看智利這段時期大人的殘酷世界。《郵差》小說原著作者安東尼歐.斯卡米達這本《為愛而偷》,則以智利從獨裁過渡到民主後的10年為背景,藉幾名中下層人物的遭遇,傳達社會眾生相。此時的智利,看似和解,實則政治傷口猶在。作者寫道:「聖地牙哥的居民和老朋友關係很好,在他們的生命裡,在獨裁統治下,新朋友成了有可能出賣背叛你的人。」
小說雖以政治事件為背景,但講的是愛與救贖、背叛與原諒,尤其是人與人的鏈結。故事裡的典獄長,遇到向他尋仇的出獄者時,求饒說:「生命就是這樣,因為我們的生活就像狗屎啊。」對方問:「既然如此,你幹嘛還留戀生命?」他答:「因為生命創造出來的一些關係啊。」這裡的關係指的就是家人。正是這種人情和親情,讓書中人物珍惜生命,因而改變了很多想法和作法。
最好的小說、戲劇通常處理的是人的感情,而不以政治為唯一訴求。《為愛而偷》回歸最根本的人性,使得書中似有若無的控訴更有力道。作者談及《郵差》一書時表示:「小說歷史背景其實是皮諾契特政變推翻阿葉德民選政府前後的一段時間,但我的小說重點其實並不是政治,而是談論詩歌、愛情和自由,這是幸福的真正意義所在。」此書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