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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莎士比亞 : 解開五百年來天才的創作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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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世界莎士比亞權威 彭鏡禧教授 專文導讀
@Amazon讀者★★★★強力推薦
@「紐約時報書評」二○○四年度選書
@美國國家圖書獎二○○四年決選書單推薦
  莎士比亞是如何誕生的?至今仍然是神秘難解的謎團。
  他只有中學學歷,對人性的洞察卻好像飽經世故的學者;他出身在英國偏遠的鄉村,卻在首善之區的倫敦成就一生事業;他的父母識字不多,但最後他卻成為西方文學五百年來最偉大的天才。
  莎士比亞是如何成為莎士比亞的?幾個世紀以來文學家、史學家無不想要從有限的歷史材料中,還原莎士比亞如何成為莎士比亞的過程。有人說他其實是個義大利人,有人說他的作品其實是他妹妹所寫……即使「莎學」已經是英美文學界的顯學,莎士比亞的生平、經歷、思想、成長,仍然晦澀難明,言人人殊。
  莎士比亞的傳記不斷問世,因為「莎士比亞是如何變成莎士比亞」的核心問題始終無法獲得滿意的解答。直到本書作者葛林布萊這本《推理莎士比亞》出版,答案才真正出現。
  如同美國著名舞台劇演員和劇作家米伊所說的,這本獲得「紐約時報書評」二○○四年度選書及同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書單推薦的《推理莎士比亞》,是至今真正配得上稱為精采的莎士比亞傳記。因為作者葛林布萊深入莎士比亞的心理和當時的社會,逐一解開莎士比亞作品內在引人入勝的關鍵因素。
  葛林布萊是哈佛大學人文學講座教授,也是新歷史主義的開山祖師,該學派非常重視文學作品與創作時代及當時社會環境的關聯性。和一般的傳記寫作方式不同,葛林布萊不只是收集文獻資料,還融入莎士比亞時代的社會禁忌、語言遊戲,透過作品和其時代的交叉應證,推理他的生活處境和創作靈感來源。但這本研究嚴謹的書,卻處處充滿了文采,如同「紐約時報」指出,葛林布萊以清晰優雅的語調,娓娓道來莎士比亞的一生。
  ◎王怡美(台大戲劇系副教授)、李家同(暨南大學教授)、林美香(政大歷史系助理教授)、馬建君(東吳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梁志民(果陀劇場藝術總監)、楊肅獻(台大歷史系教授)、謝君白(台大外文系副教授)聯名推薦
作者簡介
葛林布萊
  是哈佛人文學講座教授,也是當今顯學新歷史主義學派的開山祖師,重視文學作品和歷史脈絡的關聯性。葛林布萊也是《諾頓莎士比亞》的編輯,他得獎的著作眾多,包括《煉獄裡的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亞式的談判技巧》。
譯者簡介
宋美瑩
  台大中文學士、碩士,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藝術史碩士,諾丁罕泉河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專研英國十八世紀詩人畫家布雷克。目前定居英國中部,從事研究與翻譯。

走出書房、融入時代的劇作家
  一個來自鄉下小鎮的年輕人,缺乏自立耕生的財產,沒有強勢的家庭背景與大學教育,於一五八○年代晚期來到倫敦,短期內迅速成為當代與歷史上最偉大的劇作家。不管學者或文盲,見多識廣的城市佬或初上劇院的鄉下人,都喜愛他的作品。他讓觀眾歡笑悲泣,化政治為詩句,隨意參雜粗俗的丑戲與精微的哲理。他對國王與乞丐的生活有同樣精細與深入的描述;有時像是唸法律的,有時像讀過神學或古代歷史,同時又可以毫不費力的模仿鄉巴佬的口吻,喜歡像老太太說故事。這樣重大的成就,該如何詮釋?究竟莎士比亞是如何成為莎士比亞的?
  劇院在莎士比亞的時代跟現代一樣,是高度社會性的藝術形式,不是死氣沉沉的抽象把戲。伊莉莎白與詹姆士時代就有一種戲劇,叫做書齋劇,不公開給大眾觀看,也不是為演出而作,有的甚至不付梓印刷,純供私人靜默閱讀,而且最好是在密閉無窗的小室內。但是莎士比亞的劇本從來都堅持走出書房,從始至終是在世,也是屬世的。他不僅替競爭激烈的商業娛樂事業寫作與演出,也用劇本強烈反映當代政治社會的實情。為了經濟問題,他不得不如此,因為他自己投資的劇團一天得吸引大約一千五百到兩千個顧客付錢進入圓形木牆的戲院,對手競爭異常激烈。重點不在反映時事,而是迎合觀眾的興趣。由於政府有監查制度,又因一些戲院長年重複使用同樣的劇本,頗為成功,所以太過於反映時事也是冒險。莎士比亞必須明瞭觀眾最深層的欲望與恐懼,而他在當代不凡的成就說明他極其成功的辦到了。幾乎所有與他同時代的劇作家都餓肚子,相反的,莎士比亞買得起家鄉最好的房子,五十出頭就有足夠的錢退休。他的成就是自己一手打造出來的。
  這本書是關於一個驚世的成功故事,這個千年來最重要的想像文學作者,久來卻無人解釋他之所以成功的原由,因此旨在發掘他做為一個真實的人的故事。或者說,因為這個真人存在於記錄完善的公共文獻裡,這本書的目標,是嘗試從隱藏的資料裡找尋其生活軌跡引領到文學創作的路徑。
  除了詩篇與劇作以外,現存莎士比亞的生平資料可謂繁浩卻又單薄。世代以來學者不停在檔案資料上下苦工,找到當時與他有關的文件,譬如劇作家數量可觀的房地產交易契約、婚約書、受洗證、名列其中的演員名單、稅單、瑣碎的法規宣誓書、工資單,有意思的還有最後的遺囑。然而,他龐大創造力的來源,卻沒有一條線索能解釋清楚。
  幾世紀來大家一次又一次複述這些已知的事實,到十九世紀已經有十分完善詳盡、多方引證的傳記,每年又加入一些新發現,時而添上一兩條得來不易的小檔案新資料。然而查遍寫得最好的傳記,又耐心驗過所有查得到的資料,讀者仍然難以體會劇作家是如何達到他的成就的。就算有人提到,也往往把莎士比亞寫得單調乏味、毫無生氣,他藝術的內在泉源也愈發模糊難見。傳記作家若能從信件、日記、同時代人的回憶錄與訪談記、書上相關的手寫批注、筆記與草稿去找尋,也已經夠難找出他的寫作來源,何況這些東西沒有一樣存留下來。莎士比亞超越時空的作品,與當時日常官僚文件上關於其生平的蛛絲螞跡,兩者間找不到一點清晰的關連。他的作品如此熠耀驚人,彷彿是來自神祈而非凡人,更不用說是個來自鄉下、沒受多少教育的凡人。
  我們當然也可以引用神蹟的說法,說他強大的想像力是來自天賦才氣,並非來自「有趣」的生平。學者久來已從劇作本身的證據,研討出這想像力是從莎士比亞念過的書裡轉化而來。他很少憑空想像,卻常取材已於市面流行的題材,然後注入超人的創造力。有時他的改寫版在細節上簡直跟原作一模一樣,就好像直接把借用的書擺在寫字台上,飛筆橫書,熟練改寫。但是沒有一個愛莎士比亞作品的人,會相信他的劇本與詩作全都來自別人的作品。至少跟他的閱讀同樣重要的,是他從小就瞭解到的核心問題:我的一生該做什麼?我能相信什麼?我愛誰?這些問題縱貫其一生事業,塑造成他的藝術。
  莎士比亞藝術的主要特色是真實。別的作家身隕音銷之後,留下來的不過是紙上的文字,但是莎士比亞的文字,就算沒有具才情的演員賦予生命,本身已包含了生動真實的生活經驗。詩人注意到被獵顫抖的野兔「露濕一身」,把玷污的名聲比成「染工的手」,劇本裡丈夫告訴妻子「書桌裡有個土耳其織錦」的皮包,王子想起他可憐的同伴只有兩雙絲襪可穿,其中一雙還是桃紅色──這個藝術家不僅對世界敞開自己的胸懷,也找到如何讓這大千世界進入自己作品的方式。要瞭解他如何這樣成功辦到,要緊的是仔細查看口語的技巧,看他對修辭的掌握、奇特相關語的運用,和對語言的著迷;若要瞭解莎士比亞是怎樣的人,必須追蹤他留下的語言痕跡,回到他所過的生活,回到他敞開面對的世界。而若要瞭解莎士比亞如何用想像力把自身的生活轉化成藝術,必須利用我們自己的想像力。
「推理」莎士比亞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及戲劇學系特聘教授∕彭鏡禧 
  英國作家莎士比亞(一五六四年?一六一六年)是公認的戲劇與文學奇葩。他在世的時候,作品即已廣受大眾歡迎,甚至因此引起同行的嫉妒。與他同時代所謂大學才子的代表人物葛林(Robert Greene)就曾經酸溜溜地說過:
  ……有隻突然竄紅的烏鴉,拿我們的羽毛美化(beautified)自己,他的老虎之心披著演員外皮,自以為能夠胡謅無韻詩,比得上各位大師;這個十足的「樣樣通」還洋洋得意自認是舉國無雙的「莎震景」。(粗體為筆者所加)
  「莎震景」(Shakescene)一詞當然是葛林自創的,嵌入了莎翁的部分姓氏和舞台場景,且有「震驚梨園」之意。莎士比亞則在《哈姆雷特》劇中反擊,藉著其中一個角色嘲諷王子的情書裡居然寫有「最美化的娥菲麗」字樣:「這一句不好,太遜了:『美化』兩個字太遜了」。
  或許正因為我們所熟知的莎士比亞只讀過文法學校,沒有念過大學,卻不僅兼擅詩、劇,著作宏富,才情更是高妙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世人才會對他謎樣的身世產生巨大而持久的興趣。然而,真正的史料雖有一些,較多的還是鄉野傳奇、道聽途說,無法據以寫出既能引人入勝又有真憑實證的正統傳記。近代研究莎翁的著名學者荀鮑恩(S. Schoenbaum)把他在這方面的大作題名為Shakespeare’s Lives(一九七○年),足見眾說之紛紜。迄今不衰的,還包括認為「莎士比亞」另有其人的主張。因此,儘管多數人同意,研究確鑿的作品要比揣摩證據不足的作家生平來得重要,莎翁傳記仍然一本接一本問世。
  現任哈佛大學人文學講座教授的葛林布萊於二○○四年出版的這本《推理莎士比亞》是其中的翹楚。本書完全揚棄了舊有傳記的寫作思維,不再在「莎士比亞何許人也?」的迷宮裡打轉。他關心的是莎士比亞這個人如何成為「莎士比亞」這位千載難逢的奇才作家。
  身為當今顯學新歷史主義學派的開山祖師,葛林布萊重視的是文學作品與歷史脈絡的連結。他先小心求證,多方面從看似不相關連的點點滴滴史實,勾勒出莎士比亞時代的社會、政治、宗教、教育、法律、經濟、娛樂……種種樣貌,然後做出大膽假設:處於如此這般歷史環境中的莎士比亞,「必然∕也許∕可能」會寫下如此這般的篇章。他在本書〈前言〉裡說:「若要瞭解莎士比亞是怎樣的人,必須追蹤他留下的語言痕跡,回到他所過的生活,回到他敞開面對的世界。而若要瞭解莎士比亞如何用想像力把自身的生活轉化成藝術,必須利用我們自己的想像力。」
  「想像—>假設—>陳述」於是成為全書寫作的基本模式。該書第一章第一句便是個範例:
  讓我們想像莎士比亞從小就醉心語言,對文字的魔力深為著迷。他最早期的作品裡有太多這方面的證據,因此我們可以很安全地假設,他很早就有此傾向,也許是從母親首次在他耳邊輕唱兒歌的那一刻開始。
  徵引了兩行兒歌後,葛林布萊指出:事隔多年,莎士比亞寫作《李爾王》之時,「這首兒歌還在他腦中回響」,因為劇中有個角色吟唱了一行類似的歌詞。於是,他斷言道:
  〔莎士比亞〕在文字的聲音裡聽見別人沒聽見的東西;他做了別人沒有做的聯結;他也沉浸於完全屬於自己的樂趣中。
  經由這種邏輯作出的推論豈非太危險?換了別人,也許會是。不過,在融通文史,並且對莎士比亞作品認識精深的葛林布萊筆下,讀者處處驚豔。他對莎士比亞筆下諸多生動的劇中人物之所以會成為那樣的人物,給予合理的或至少有趣的解釋。
  莎士比亞作品中對許多重要議題(如君權神授、宗教信仰、性愛取向、種族歧視等)並不迴避,但從未明確表態。這種兩面手法,葛林布萊歸因於當時宗教、政治對言論的恐怖壓制;明哲保身的莎士比亞選擇了模稜兩可的的態度,以免不慎陷入「政治不正確」。「證據」之一在書中第五章。他指出,來自鄉下的莎士比亞對倫敦的第一印象,「也許」是「長約八百英尺的驚人建築,一位法國訪客貝藍稱之為『世界最美的橋梁』」。細細描述了倫敦橋周遭自然與人文風景線之後,葛林布萊接著寫道:
  但有一樣特別景觀必曾攫獲莎士比亞的注意;那是吸引觀光客的重要景點,總會向新來的人指出。南沃克那端的橋頭,有兩扇拱形物構成「大石門」,上面的竿子插著砍下的人頭,有的只剩骷髏,有的半烤焦曬黑,還認得出是什麼人。這些不是泛泛的小偷、強暴犯跟殺人兇手。……觀光客都會被告知,橋上的人頭原屬於因叛國罪受刑的紳士貴族。一五九二年造訪倫敦的一個外國遊客算了算有三十四顆人頭,一五九八年另一個遊客說有三十多顆。
  葛林布萊認為,縱使莎士比亞早有戒懼之心,但倫敦橋所見景象必然更進一步提醒這個初抵倫敦的青年,「要謹慎自持,莫落入敵手;要聰明、堅強、實際;要精通隱匿與迴避之道;要保住你肩膀上的腦袋瓜。」插在倫敦橋上的頭顱,「也許在莎士比亞進城的的第一天就對他說話──而他也很可能記住了他們的警告。」是寒蟬效應讓莎士比亞決定不叫世人看出他的真面目。
  透過像這樣看似輕鬆的筆調,葛林布萊給讀者帶來了三重享受:第一,他對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社會文化的知識如數家珍;許多平淡無奇的素材,經他爬梳整理,娓娓道來,好像點石成金。第二,他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熱愛與詮釋,能使讀者深入莎翁的想像世界。第三,對我而言也是最為有趣的,即他在寫作過程中發揮的高度想像力。所以,這不僅是一本深具學術價值的文學批評,也是令人著迷的推理小說──或可名之為「推理」莎士比亞。
致讀者
  一五九八年左右,莎士比亞的職業生涯仍在相當早期的時候,有個後人一無所知名叫戴爾孟斯的人,謄寫了一部演講與書信集,並列下一張目錄。然後似乎開始心思漫游,信手塗鴉,在這些隨筆裡,有通篇「理查二世」與「理查三世」的字樣,還有從《愛的徒勞》與《魯克麗絲失貞記》裡抄下的引文,更特別的是重複出現「莎士比亞」的名字,彷彿想知道這個名字的主人簽名時的心情。戴爾孟斯也許是第一個有這種好奇的人,卻決不是最後一個。
  戴爾孟斯的塗鴉說明了莎士比亞在當世就已成名,他死後不過幾年,班強生便讚美他是「舞台奇蹟」與「明星詩人」。然而,那時代的文學名人並不常有相關的生平傳記,同時代的人似乎也不曾想過趁記憶猶新時把莎士比亞相關的資料收集起來。雖然他比同時代大多數職業作家留下來的資料還要多,但這多半是因為英格蘭在十六世紀晚期與十七世紀早期,就已經有保存文件記錄的社會傳統,饑渴的學者再把這些文件蒐羅起來。即使有這些比較起來算豐富的資料,莎士比亞的傳記研究仍有鴻溝存在,充滿臆測。
  重要的是作品,除了詩以外,大多數都由兩位莎士比亞長期的關係人與朋友漢明居與孔代爾細心集結,於劇作家死後七年的一六二三年出了第一部對開本。這本鉅書收集了三十六部劇作,其中十八部之前從未出版過,包括經典之作《凱撒大帝》、《馬克白》、《安東尼與克莉奧佩屈拉》與《暴風雨》,倘若沒有這部對開本,這些作品也許就永遠從世上消失了。這世界欠了漢明居和孔代爾一筆大債,但是他們對莎士比亞的傳記興趣缺缺,只略提及他不凡的寫作能力,說「他下筆如神,少見塗改」。他們選擇以內容的類型把作品分成喜劇、歷史劇、悲劇,卻沒註明寫作年代和順序。學者多年來精心研究,找出一個合理的共識,但這個對傳記具有決定性的作品時序表,卻仍多少難免臆測。
  許多生平細節也一樣不確定,譬如史特拉福的牧師貝區哥斗,於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教區洗禮登記簿上記下「古里阿模斯.非利阿斯.約翰納斯.莎士比亞」的名字。學者根據出生三日後受洗的習慣,把莎士比亞的生日定為四月二十三日,其實只是猜測而已。許多看來不用置疑的事都可以質疑。
  另一個後果比較嚴重的例子可以讓讀者瞭解問題之大。一五六八年取得牛津學士學位的杭特,是史特拉福文法學校一五七一年到一五七五年間的校長,所以他應該是莎士比亞七歲到十一歲的老師。一五七五年七月左右,杭特註冊就讀法國天主教督艾大學,並於一五七八年成為耶穌會會員。這等於說,莎士比亞小時候的老師是天主教徒,這個幼年經驗正與他後來的生平相符。然而,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莎士比亞念過史特拉福的文法學校,這段時期的記錄並未存留下來。此外,有另一個叫杭特的人,在一五九八年或之前,死於史特拉福,這個杭特比成為耶穌會會員的杭特更有可能是那位校長。莎士比亞一定上過那所學校,不然他在哪兒受的教育呢?那許多時間上的巧合,與後來的生活經驗,也說明一五七一到一五七五年的那個校長很有可能就是天主教徒杭特。但是這所有的細節,正如莎士比亞的其它生平,我們同樣不能百分之百的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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